丁松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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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松泉也许是近一两年来最活跃的政论作者之一。他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读他的文章你能感觉到一种历史的纵深和宽广的国际视野。

我也是这一两个月才注意到他的,可是网上只有其文,没有其人的介绍。目前只知道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是杨炳章,其他情况一概不知。(顺便提一句,我认为杨炳章的《从北大到哈佛》和《不平则鸣》是90年代中国出版的最好的个人回忆录。)从网上发现,《浙江教育报》的副主编也叫丁松泉,不知是否为同一人。

本来,丁松泉的文章在"世纪中国"的网站上收录的最全。但是,最近"世纪中国"改版,旧文一概删去,所以要读他的文章只能去google上搜了。

下面转贴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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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革应以由人权为先

2003年06月30日

随着中国新领导班子上任以来一系列改革举措的推出,特别是SARS出现后中国官僚体制的透明化和问责制的实质推行,使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重新点燃了希望。人们普遍地期望尽早推进政治改革,在中国大陆推行民主化。

由、民主、人权现已成为普遍理念和价值,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现在仍倡导社会主义的国家,均肯定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中国也不例外,中共十六大提出要推进政治文明,这种政治文明然也包括民主化。由、民主和人权已经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已经实质上开始拥抱由、民主,现在的关键是,中国应该推行怎样的政治改革去落实由、民主和人权。

中国历史上缺乏宪政的理论和实践的传统,中国的法制一向以刑法为中心,因而缺乏宪政民主的理念。中国文化中弥漫着人文的气息,却没有对人权理论的探索。中国人民有不畏强权、反抗压迫的传统,却没有由主义的理论,或者揭竿而起地造反,或者消极地隐遁山林追求所谓精神的由。与此相伴随的一条历史的主线是中国的专制主义的持续的发展,对民众的奴役和残酷的压迫。这种专制主义从残酷的镇压、杀戮,到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对人民的奴役从肉体扩展到心灵,言论由在这个社会中从来没有实现过,"道路以目"则是最典型表现。专制主义在现代又借着现代交通和信息工具及其他科技手段,通过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和民众从身体到心灵的控制,发展为极权主义。与此同时,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体制下,经济由和人身由都受着极大的限制,以至到现代户籍制度和粮票等票证制度将人的由束缚到极致。这种体制的长期延续,造成了人的愚昧和奴性,个性的压抑和创造性才能的扼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繁荣,往往是专制主义控制力较弱,社会相对开明的时代。因此,经济由和思想由及其他相关的由,对于中国人的发展,对于国家的强盛都是至关重要的。

突飞猛进式地推进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来说,一方面要渐进地推进民主,更重要的还在于由和人权的层面上应有更实质的推进。首先是继续扩展经济由。经济由是政治由与民主的基础和前提。政治由是随着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说:"经济安排在促进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由的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由也是达到政治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经济由本身以及它所牵涉到的事物构成整个由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部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成果是中国人经济由的拓展。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宪法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建立与此相应的法治体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一环。这比推进民主更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进民主方面进展不大,但推进经济由进展很快,不仅增加了民间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使公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在公有制下,公共权力及其持有者可以通过威胁开除的办法剥夺人的工作机会,抑或奴性地生活。但在经济由体制下,人才可以由流动,每个人可以不接受这种工作,拒绝其中认为不合理的要求,改而选择新职业和工作。在经济由下,不仅社会会更加富有,更重要是它可以培育一个中产阶级,培育具有独立性的社会力量。毛泽东一直强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事实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根源是经济实力不够强大和队伍不够壮大造就的。经济由状态下,人也可以更由、更体面地生活,这将把人民引向主,人权也可以得到更好的维护。民主是经济由、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与提高的然结果。

思想由在中国也是奇缺的政治资源。中国历史上可以见到无数与缺乏思想由相关的苦难。没有思想由,人性及其创造力必被扼杀。不同意见的扼杀阻止了科学的决策,如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它同时也扼杀了文化,1949年后中国文化的荒凉的根源在于思想由的全然丧失。没有思想由,没有对宗教信仰、新闻出版、学术、言论等诸项由的尊重,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开放社会,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专制主义和建立民主体制。1920 ----1930年代人权派就指出:思想由是独裁制度的"最大仇人",对付这一仇人的方法就是搞所谓的思想统一运动,其结果只能使国民的思想充满怯懦性、消极性、作赖性和奴隶性,甚至使国民成为全无思想的机械。由于中国一向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主义传统,倡导思想由尤为迫切。人权派早就指出,由于思想只对理智和真理负责,决定了思想是不能统一的,而思想由对人类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又证明思想是不必统一的。思想既不能做到统一,就应该允许人们有表现思想的由,政府就应对言论、出版由予以充分的保障。压制思想和言论由的危险,比思想和言论由的危险更大。在思想领域,重解放而不应重统一。胡适说过:"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这句话值得任何政党和执政者引以为戒。

中国专制主义体制下,官僚向有草菅人命的传统,人权是得不到切实保障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人权的践踏骇人听闻,即便至今仍有所谓孙志刚案等的发生。在专制体制下,人只是奴才,枉论人的尊严。人的尊是人生的珍贵财富,但中国人作为人的尊严往往受到极其严重的伤害,几近熟视无睹的地步。现在,中国决定要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意义远大于中国加入WTO,这将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清算。在普遍尊重人权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将真正以人的方式由地生存与发展。

民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实现由、公正的选举非一朝一夕的事,在此过程中,而且在此之前,我以为更急切需要解决的是落实经济由、思想与言论由和尊重人权。如果说中国要推进政治改革的话,那么首要的不是期待一种什么样的新型选举,而是实现上述的由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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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蓝的疲软与泛绿的慌忙

     台湾大选的战意渐浓,双方一直在进行一系列的试探和攻防,但似乎都还没有进入佳境。如果把台湾的大选当作一场戏剧,可以说这是一场很平庸、没有兴味的戏。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泛蓝显得很疲软,没有旺盛的气势,也没有新颖的思维与动作。泛绿有过多的口号和动作,却没有高的品位,不断抛出战术性的动作和引发争议的选题,在其背后则是面对与泛蓝的差距难以找到应对之道而难以抑制的内心的慌忙。
    泛蓝面临着良好的机遇,民进党和陈水扁政府治理的无能和泛政治化引起的台湾的乱象已经导致民众对其执政深刻而广泛的不满,当2月14日连宋联姻时,声势大振,民调一度高出陈水扁许多。宋楚瑜的万言谈话,具有战略性又有背景,令对手难以招架。泛蓝在其后的一段时间深入基层,调整一些组织人事,并成功地取得花莲选举的胜利,基本局势比较平稳。但是,这种平稳隐藏着不可轻视的危险。泛蓝在公投、国会改革、两岸关系等重大议题上都显得十分的被动。公投问题让民进党把局面搅得很混乱,而混乱与模糊是民进党之所爱所长,也是其利益和梦想所在,尤其是在处于不利局面时。如果局面不乱而清晰,对处于领先优势的泛蓝有利,所以民进党虽然是执政党,也还是不得不采用当年在野时的手段。随后李登辉出人意料的"中华民国灭亡论"和陈水扁的2006年制宪论都让泛蓝陷入不知如何应对的地步,对两岸关系也只是消极地表示要维持现状。泛蓝虽然有意地不随泛绿起舞,但是,始终被动地应对泛绿的选战议题的操作,在泛绿提供和设定的层面上与其争峰,实际上没有跳出陷阱,就没有能够取得战略上的制高点。泛蓝没有能够提出前瞻性、战略性和长远性的纲领和口号,没有向台湾人民提出比较明确的远景规划,而这本来是泛蓝的优势和长项。泛蓝丰富的执政经验特别是经济管理经验与丰厚的人力资源是让台湾人民相信己的最大的资本,而这就需要站在与泛绿不同的高度去规划与宣传。王金平批评泛蓝没有理想,指出了泛蓝的症结所在。在许多方面没有给选民清新的形象与愿景。
    现在的选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泛蓝虽然可能希望把己最有冲击力的东西留到决战阶段,但是,目前的那种疲软状态必须予以克服。泛蓝不能麻痹,必须有危机感。只有有危机感,才会有选战的激情。泛蓝必须明确己的战略,确定选战的决定点。泛绿把锋芒指向统独,但是,统独的基本盘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对泛蓝来说,其实泛绿也明白,决战点应该不在统独,而在于台湾的经济与未来。在泛绿为情势所迫而挑衅不断的情况下,泛蓝需要的是坚毅、沉着与韬略,集中力量针对经济与未来发展,并深入基层宣传,让台湾民众认识到,泛蓝才是合适的当家人,是有理想有抱负也有能力让台湾安定繁荣的党,而不像民进党站在执政地位而只为选举,任性妄为,把台湾治理得怨声载道。目前还无法判断泛蓝的牌是否已经全部抛出,如果已经基本抛出,则危机更大,至少陈水扁还没有,例如副手问题、改革问题等。
    想当年,面对老布什政府治理经济上的失利,克林顿和民主党主打经济牌,以经济为选战的决定点全力攻击,一句"It's economy, stupid",风靡一时,口号幽默风趣,又击中对方的要害。
    泛蓝可有这样的创意与气势?
    泛绿这边其实心里着急,在经济和改革上难以找到让选民满意的办法,眼看着每次民调落后态势没有变动,就只有利用激化统独争议这一招。但既然要争取中间选民,回避经济问题,一切泛政治化,又把责任推给在野党,怎么能够得到中间选民的认同。陈水扁只在统独问题上打转转,实际上正显示他的黔驴技穷。而民进党作为执政党一味地煽风点火并且胡乱咬人,暴露出内心的慌忙,既缺乏执政党的风度,又只会让理性的民众反感。民进党的最大问题,主要还不是理想问题,而是谦虚、胸怀与境界的问题,没有执政的经验可以原谅,民众也可以耐心等待甚至可以再给一次机会,但如果没有谦虚,民众对民进党又怎么可以期待?作为执政党在体制内不改体制外的习性与作风,任性治国,没有一定的胸怀、境界、气度和庄重,民众如何能够放心交付?
    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说,两边都是烂苹果。虽然他过于理想主义,政党政治难以达到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所希望的程度,但他对两党的批评正是两党的问题所在。两边的政治人物在相互征战之余,还得看看明年大选的投票率。
    也许,台湾的民主需要进入更深的层次。
    200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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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两岸外交战的新战场

      正当陈水扁就任民进党主席、推行"政党同步"的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瑙鲁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双方的联合公报中,瑙鲁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这是大陆在外交上的一大突破,也是对台湾当局的一大打击。台湾现在的邦交国减少到仅剩27个,而由于大陆经济的发展和对外经济贸易活动规模的扩大和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台湾在外交上将会不断失去城池,难以维持一定数量的邦交国,利用邦交国推动进入联合国的能力和可能性也将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为了所谓的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将会采用各种新的手段,开辟新的外交战场,因此,台海两岸未来将会在新的战场进行外交厮杀。

    台湾目前的邦交国为27个,主要集中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和非洲,大多是一些穷而小的国家,它们利用两岸中国人之间的外交战收渔翁之利。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巴拿马、乍得、梵蒂冈等国。现在,巴拿马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正在加深,巴拿马与台湾的关系经常传出不稳的消息,如果台湾不采用非常的手段,花特别巨额的银弹,很难长期维持外交关系。梵蒂冈教皇早已经表示希望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只是由于在有关宗教事务上的分歧特别是北京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而没有积极进行交涉和谈判,才使台湾能够保持着与梵蒂冈的关系。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将会在宗教由方面给予更多的空间,全力对付邪教,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将不会是很长远的事。

    相反,中国大陆的外交行情继续看涨。主要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这必然带来溢出效应,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得到提高。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有的国际影响力,一直由于经济上的薄弱而没有得到正常的发挥和使用。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大国,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位置还在前。如果中国在未来十年保持健康快速的增长,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加上香港已经回归中国,它的经济力量也可以同步推进中国的外交。世界各国从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中,将会看到与中国合作的利益所在和发生冲突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在大陆与台湾在外交领域的博弈中,大陆有着长期的、与时俱增的优势。大陆外汇储备将持续增加,可以使用更多的经费用于外交争夺,尽管这是大陆并不希望做的事,但为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及主权的完整,在一定的时期里是必要的,也是全国民众所普遍支持的。台湾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与大陆进行长期的外交争夺战,而且, 现在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大陆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台湾只是依靠与大陆的贸易顺差获取大量的外汇,否则台湾将会出现贸易逆差。如果用于外交争夺战的费用太大,又没有足够的成功,将会引起民众的不同反应,台湾当局有较大的政治压力。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如果中国大陆发展正常,台湾将无法与大陆玩下去,可能不得不退出外交常规战,采用新的途径开辟新的渠道以拓展其所谓的国际空间。

    台湾可能努力拓展的领域是政党外交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特别是政党外交可能会成为台湾今后搞所谓实质外交、弹性外交的重点。陈水扁在就任民进党主席时的讲话中说:"虽然目前限于国际政治的现实,正式官方外交工作的推动倍感艰辛,但多轨的政党外交,不论是党对党的交流,或积极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努力"。这里已经道出台湾未来外交的新趋向。

    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加深的时代,非政府主体在国际社会日趋活跃,影响也越来越大。政党作为国际关系主体之一的作用将会在许多方面得到体现。政党政治首先影响国内政治,从而影响本国的外交政策。执政党主导外交政策,但在野党也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影响执政党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跨越国界的政党国际组织也会对国际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台湾在未来岁月将会在这些方面加强己拓展性的活动。椐有关资料显示,民进党已经被吸纳为由党国际的成员,国民党则加入了保守党国际。在民进党实行"政党同步"体制下,陈水扁和台湾当局的其他领导人将可能通过政党交流的形式,寻求出访,开展对外活动,以保留和扩大台湾在国际上的影响,表明己的存在。

    台湾的这些活动,如果在一定的范围和较低的层次,对大陆的挑战有限。但如果推动到较高层次,突破一定的范围,如企图让陈水扁以政党领袖的身份出访,情况就更加复杂,又会引发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外交斗争,也可能引发中国大陆与有关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外交冲突。

    就中国大陆而言,政党外交也有己的基础和实力,目前,中共与14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政党有着政党之间的关系,对台湾的活动有一定的抑制能力。由于政党外交与官方外交不同,对主权的敏感度较低,为了缓和两岸关系,大陆对一定范围和较低层次的活动可以有所宽容。就台湾而言,大陆是它必经的一道门槛,除非中国出现一些人所谓的"崩溃"(政局不可能一成不变,但作为一个国家的崩溃似乎没有现实可能性,中国与前苏联有很大不同),否则,对台湾来说,比较现实和双赢的路是与大陆改善关系,与大陆实行双方都能接受的融合,携手走向国际社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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